Route
Contact huatihui
2025-03-02 18:46:03
华体会,华体会体育,华体会体育官网,华体会靠谱吗,华体会APP(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
2月28日,特朗普与到访的泽连斯基在白宫会晤中爆发激烈争吵,原定的联合记者会与美乌矿产协议签署仪式等都已取消。有分析认为,会谈中泽连斯基一句“你们隔着一片美丽的大洋,感受不到,但你们以后会感受到......”最为激怒特朗普,特朗普直接怒斥“你不要告诉我们应该感受什么”。透过这句引人联想的话,与之相关的美国利益关切——关键矿产问题再次凸显。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抛出合作橄榄枝,提议向美供应西伯利亚铝矿及乌东稀土,试图分化美乌联盟,动摇欧洲能源绑定格局。这一举动为中美关键矿产竞争注入了新的变量,凸显了全球资源博弈的复杂性。
减少对中国资源的依赖并打造具备韧性的矿产供应体系,是美国政府内部最为广泛达成共识的优先事项之一。从特朗普2017年的第13817号行政令到拜登2021年的第14017号行政令,白宫持续敲响战略警钟。这种危机意识可追溯至二战时期——1939年《战略物资储备法》(the Stockpiling Act)的诞生,标志着美国首次系统构建矿产防御体系。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信中警示:“当无限制的立体战争来临,战略资源储备将决定国家存亡。”随后的历史印证着这种远见:1942年黄金开采禁令、1950年《国防生产法》(DPA),无不彰显战时思维对资源政策的塑造。
在技术层面,半导体行业正面临突破硅基芯片物理极限的需求。摩尔定律(译者注:摩尔定律由英特尔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指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两年翻一番,性能也随之提升)预测芯片上晶体管密度将持续增长,但硅材料可能已接近其性能极限。镓与锗因其独特优势成为下一代芯片的关键材料。锗的电子迁移率是硅的3倍,能够显著提升设备性能,目前已应用于量子计算机的CMOS电路。镓的导电性能则使其在高效能芯片中占据重要地位,氮化镓(GaN)与砷化镓(GaAs)芯片广泛应用于卫星通信、导弹探测等高端国防领域。预计至2030年,GaN芯片产量年增超25%,其中国防需求是主要驱动力。
然而,镓与锗的获取面临巨大挑战。这两种元素在地壳中的丰度极低,镓为19ppm,锗仅为1.6ppm(相比之下,铜为60ppm)。它们无法直接从矿石中经济地提取,而是作为铝和锌冶炼的副产品回收。即便如此,铝土矿中的镓回收率不足10%,锌矿中的锗回收率不足5%。中国在这一领域占据显著优势,其丰富的锌矿资源和对全球75%铝土矿进口的控制,使其成为镓与锗的主要生产国。此外,中国政府通过补贴压低价格,迫使西方竞争者退出市场,进一步巩固了其主导地位。
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处境则较为被动。其铝土矿储量仅2000万吨(全球占比不足1%),锌储量7660万吨(全球占比3%)。目前,美国仅通过阿拉斯加的锌矿和田纳西的冶炼厂微量生产锗和镓。尽管2023年荷兰公司Nyrstar宣布投资1.5亿美元在田纳西扩建锌冶炼厂以增加镓与锗的加工能力,但该项目尚未获得足够资金支持,且因市场波动于2023年10月暂停锌矿开采。像Nyrstar公司的镓和锗回收工厂这样的中游项目正面临融资困难,因为它们面临着来自有定价优势的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显然,短期内美国无法通过本土投资解决供应链问题。
关键矿产构成国防供应链的最上游支撑,从石油精炼所需的稀土催化剂到战机的铝钛部件,渗透于美国国防部(DOD)所有作战平台。国防部采用动态评估体系,将矿产关键性与《国家防务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的冲突预设直接挂钩。尽管冷战时期规划者多聚焦长期战争,当前评估基线已转向“一年高强度冲突+多年重建期”的乐观模型。即便如此,国防部在国家紧急情况下仍发现69种材料存在供应缺口,总价值达24.1亿美元。
美国武装部队的活动范围广泛,从军事外交到维和行动,再到特种作战和大规模常规战争。为此,国防部建立了一套结构化流程,用于收集关键矿产数据并评估在各种情景下哪些矿产对民用和国防工业至关重要。评估流程始于国防后勤局(NDS)对全球矿产市场的经济建模,通过引入七项扰动变量(冲突时长、部队部署、战斗损失、军事、工业以及重要民用需求、航运损失、工业动员能力与民间紧缩措施)模拟不同战局下的供应链韧性。这套机制的核心矛盾体现在“短期论”与“长期论”的战略分歧:前者基于海湾战争经验,认为美军常规优势可速战速决,淡化工业储备必要性;后者以二战和朝鲜战争为鉴,强调战争的不确定性以及持久战对工业基础的摧毁性考验。
国防部理论与国家储备战略规划之间仍有显著差距。正如之前所指出的,国家储备战略规划是由短战争需求以及长期重建阶段所驱动的。然而,国家储备战略规划的规模构建侧重于战斗结束后进行物资补充,而联合参谋部理论则希望在紧急情况下争取时间,直到其他工业基础扩展项目上线。《战略物资储备法》自1979年以来首次重大改革于2023年启动,设立“战略与关键材料委员会”(Strategic and Critical Materials Board of Directors),允许多年期采购和盟友参与储备项目。但资金支持严重不足:2024年储备预算仅760万美元,而国防与民用紧急需求缺口分别达24亿和122亿美元。
电动汽车(EV)产业是推动关键矿产需求增长的最大引擎,这一趋势将持续数十年。全球政策激励加速了电动汽车普及,但供应链的跨国属性使美国制造商面临地缘风险。近年来,电动汽车产业吸引了大量投资,并创造了近10万个就业岗位。2023年北美生产360万辆电动汽车,创造20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其中美墨加协定(USMCA)下的跨境零关税贸易至关重要。电动汽车的发展需要不间断地获取生产电池和电机所需的材料,需求激增带来了矿产压力。
随着特朗普政府上台,电动汽车行业的未来笼罩在不确定性之中,有关现有消费者和生产激励措施前景的问题也十分严峻。特斯拉CEO马斯克与特朗普关系密切这一事实或许会影响这一决策,但更重要的将是出于经济安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以及美国就业等方面的考虑继续提供支持的理由。很明显,美国汽车制造商已经致力于向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转型,在过去四年里已在美国本土和北美其他地区投资数十亿美元建设超级工厂(gigafactory)。
自《通胀削减法案》通过以来,美国电动汽车的销量有了显著增长,在 2023 年达到了总销量的7.9%。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激励措施。然而,进展并非是线性的。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U.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的数据,混合动力(hybrid)、插电式混合动力(plug-in hybrid)以及纯电动汽车(BEV)的销量在2023年增长到了美国新车轻型车辆总销量的16%以上。然而,在2024年第一季度,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以及纯电动汽车的销量下降了近1%。电动汽车需求的下降促使汽车制造商重新思考他们的策略,尤其是在混合动力汽车越来越受欢迎的情况下。
曾被视为小众的可再生能源,如今正重塑全球电力格局。2023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突破30%,其中美国非水电可再生能源贡献达15.7%。成本下降是核心驱动力:2009–2019年间,风电与光伏成本分别骤降70%和89%,使其成为最具经济竞争力的选项。《通胀削减法案》的税收抵免政策更推动美国本土制造加速,预计到2050年,风光发电占比将攀升至44–85%。但这场绿色革命正面临隐形瓶颈——每台3兆瓦陆上风机需消耗15吨关键矿产,而光伏系统对碲、铟等特种材料的需求同样惊人。美国地质调查局列出的50种关键矿产中,18种与风电设备直接相关,15种关乎光伏系统。
美国风电装机量十年间以年均10GW速度增长,至2024年底累计达150GW。要实现气候目标,年装机量需跃升至90GW,这对稀土元素(REEs)需求将成倍增长。美国的风能产业已经消耗了全球产量中很小的一部分(见表1),而进一步的扩张将需要占目前全球产量很大一部分的稀土元素。永磁体作为现代风机的核心部件,其90%的全球产能集中于中国。除了未来的供应情况外,供应集中度也是稀土元素的一个特别关注点。中国约占稀土元素提取量的60%,加工量的85%,以及永磁体生产的90%以上。美国虽坐拥芒廷帕斯稀土矿,但精炼加工环节长期依赖中国,而加工环节尤为重要。
对于硅而言,尽管硅材料全球年产量800万吨,光伏级多晶硅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战略焦点。中国在太阳能级多晶硅生产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占全球产能的85%。为了实现供应多元化,针对中国产品的税收抵免和贸易限制可能会激励将多晶硅制造迁回美国。美国正通过税收杠杆重塑产业链:海姆洛克半导体(Hemlock Semiconductor)、REC硅材料等企业扩产计划获45X税收抵免支持,每公斤多晶硅生产可获3美元补贴。田纳西州新建工厂将实现1.6万吨年产能,配合硅片、电池环节的叠加优惠,全产业链本土化雏形初现。
为符合资格的EV购买提供最高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要求电池中的关键矿产必须来自美国或其自由贸易协定(FTA)伙伴国。要符合资格,汽车制造商必须满足多项标准,包括对关键矿产和零部件的采购要求。美国财政部裁定,如果电动汽车满足其电池中关键矿产含量的特定阈值要求,那么它们才有资格获得3750美元的税收抵免。截至2024年,符合条件的车辆中50%的矿产必须在美国提取和加工。到2027年,这一比例将提高至80%。此外,车辆不得包含来自“受关注外国实体”(FEOC,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的矿产。
为关键矿产的提纯成本提供10%的税收抵免,旨在扩大国内清洁能源技术所需矿产的生产。2023年12月,财政部提议将采矿成本排除在税收抵免范围之外,引发行业和国会强烈反对。2024年10月,财政部最终规则允许将采矿和材料成本纳入税收抵免计算,显著提升了矿产项目的收益。通过将来自西方采矿企业的已开采矿石输送到美国精炼厂来整合供应链的项目,现在可以永久性地将 10%的信用额度应用于其生产成本的绝大部分。这将有助于抵消矿产项目在极易受到中国影响的市场中所面临的巨大成本。
48C条款设立的100亿美元税收抵免计划聚焦三大领域:清洁能源制造与回收、工业脱碳及关键材料加工。该政策采取竞争性遴选机制,首轮申请中250个项目争夺135亿美元配额,最终仅有35个项目获得40亿美元资助,通过率仅为14%。关键矿产类项目在首轮资助中处于劣势,仅占获批项目的三分之一。尽管第二轮60亿美元配额于2025年1月完成分配,但关键材料项目占比仍维持在25%水平。许可审批时限构成重大障碍——项目须在获资助后两年内取得所有政府许可,这对通常需要十年审批周期的矿产项目形成制度性壁垒。随着2025年项目资金耗尽且国会未批准延期,该政策窗口期正在关闭。
能源部贷款项目办公室(LPO)获得117亿美元注资及1000亿美元贷款授权,成为关键矿产领域重要融资渠道。澳大利亚Syrah资源公司获1.02亿美元贷款建设路易斯安那州石墨加工厂,该项目曾被视为打造“中国外首个垂直整合石墨供应链”的典范。但2024年莫桑比克矿场因政局动荡停产,导致美国工厂陷入原料断供危机,暴露出海外资源依赖的风险性。尽管LPO后续向锂矿项目发放26亿美元贷款,但上游项目平均需7–10年才能完成审批与承购协议,与政策周期存在结构性错配。
《通胀削减法案》在关键矿产领域呈现三重悖论:其一,30D条款将自由贸易协定伙伴限定为21国,将巴西(占全球稀土储量19%)、印尼(镍矿产量占全球37%)等资源大国排除在外;其二,外国实体所有权控制规则存在漏洞,允许中国资本通过24%以下持股规避限制;其三,“友岸外包”战略受制于矿产地理分布,智利等FTA伙伴主要出产不在关键矿产清单的铜资源。美国与日本签订的关键矿产协定(CMA)遭国会强烈反对,后续扩容陷入停滞。
如今,全球半导体市场价值远超从前,但供应链高度集中。2020年,美国在全球芯片制造中的份额降至约10%(尽管在设计等环节仍占主导地位)。新冠疫情期间的芯片短缺暴露出美国对海外制造的依赖,尤其在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依赖方面,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供应了全球超过 60%的芯片,以及超过 90%的高端芯片。尽管作为主要芯片供应商,中国台湾地区从其“硅盾”中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它仍是一大地缘政治隐患。
《芯片法案》在2027年前拨款527亿美元,分配至四大基金。美国芯片基金(CHIPS for America Fund)获得500亿美元,其中390亿美元用于晶圆制造、封装测试与研发(如英特尔俄亥俄州晶圆厂获85亿美元补贴),110亿美元支持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NSTC)、先进封装制造计划等,重点研发下一代材料。国防芯片基金(CHIPS for America Defense Fund)拨款20亿美元,资助国防部建立“微电子公地”(Microelectronics Commons),推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领域芯片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转化。国际技术安全基金(ITSI Fund)在5年内拨款5亿美元,国务院用于与盟友协调半导体和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但资金分散于四大优先事项,对矿产项目影响有限。
尽管《芯片法案》在多个条款提及矿产资源,但其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实际影响仍属边际。法案资金对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的投入最具实质意义——该联盟聚集欧盟及拉美、非洲资源国,推动23个涵盖镓、锗等战略资源的项目,但截至2024年3月仅2个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在半导体材料激励计划中,法案虽明确将“减少对中国镓资源依赖”列为目标,但实操中更侧重吸引晶圆厂落地,矿产企业获取资金面临结构性障碍。例如GlobalFoundries佛蒙特州200毫米晶圆厂获资助生产氮化镓(GaN)芯片,但原料供应链仍依赖进口,法案未有效推动其建立本土矿产合作网络。同时,当前研究表明,从LED生产废料中提取镓、从光纤制造废水回收锗的技术已具可行性,但美国相关研究滞后——2024年初分析显示,该领域大多突破性成果来自中国科研团队。
迄今为止,美国在关键矿产方面的立法行动在解决与半导体生产相关的矿产问题方面一直较为谨慎。确定镓和锗的替代来源的过程将会是昂贵的、可能缓慢的,甚至可能会带来痛苦,但这是必要的,以减少美国100%依赖进口(尤其是从中国进口)的局面。美国必须优先考虑对技术废弃物和采矿副产品的回收利用,投资于更高效提取和回收工艺的研究,并与已经在这些行业中活跃的企业合作。基础研发投资也将是实现从当前不确定且成本高昂的矿产获取阶段向下一代半导体制造和架构的重大飞跃的关键——前提是这样的进步确实是可能的。
DPA第三章主要通过补贴支持关键矿产供应链,重点关注三大领域:维持关键生产、商业化研发、规模化新兴技术。该计划允许向加拿大(加拿大被视为“国内来源”)投资,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将范围扩展至澳大利亚和英国。任何投资需满足三项标准:资源对国防至关重要、美国工业无法及时自主供应、政府干预是最高效的解决方案。若符合条件,国防部需向白宫提交方案,经总统签署后形成“总统决定”(PD)。PD无时效限制,可重复用于同类项目,但不强制拨款。例如,拜登2022年签署的PD支持电池关键材料生产,2019年五项PD聚焦稀土分离与磁体制造。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作为美国重塑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核心外交机制,其战略价值与执行困境形成鲜明对照。自2022年多伦多矿业大会启动以来,成员国从“10国+欧盟”扩展至“14国+欧盟”,覆盖从锂、钴到稀土的全产业链布局。截至2024年9月,该机制支持项目达30个,其中非洲项目占比43%,美洲占20%,但仅有6.7%进入实质运营阶段。美国通过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向安哥拉稀土项目提供340万美元技术援助,进出口银行对澳大利亚Dubbo稀土项目发出6亿美元融资意向书,凸显其战略重心。
尽管MSP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矿产和金属供应链的多元化,以适应能源转型的需求,但一些挑战已变得显而易见。环境、社会、治理(ESG)标准作为MSP的核心价值主张,在实践中遭遇双重困境。尽管该机制要求资源国公开招标流程并保障社区权益,但缺乏统一执行标准,MSP项目筛选仅依赖成员国自主监管。这种弹性机制虽保持运作灵活性,却导致标准执行参差:参照《多德–弗兰克法案》冲突矿产披露条款,美国证交会自2017年起已停止追究违规企业,预示ESG承诺可能流于形式。
资金配置的结构性矛盾更为突出。DFC作为主要融资工具,其2018年《更好利用投资促进发展法案》限定重点支持中低收入国家,但全球61%的锂、37%的镍储量分布于澳大利亚(高收入)、智利(高收入)、印尼(中高收入)等国。数据显示,DFC自1999年以来1345个资助项目中,采掘业仅占14个,其中6个矿产项目集中于2020年后。1.05亿美元股权投资锁定南非稀土回收与巴西镍钴项目,莫桑比克石墨开采获1.5亿美元贷款,这些案例印证资金投放的严重失衡。
环保意识在1960年代崛起。1970年《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要求联邦项目评估环境影响,矿山开发因环评成本骤增而放缓。1972年《清洁水法》等立法进一步推高合规成本——1970年代矿业资本支出从每吨25–30美元升至75–90美元,项目开发周期延长至15年,许可审批至少需3年。因此,当时就出现了这样的担忧:NEPA过程耗时过长。这些担忧至今仍存在,即对于新矿山而言,联邦审批过程的成本和时长问题。影响当今美国现代矿山审批的主要法律和法规仍源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颁布的法律和相应规定。
当前美国矿山开发需通过联邦、州与地方三级许可,具体取决于矿区位置与运营方案。公共土地与私有土地适用相同联邦法规,但部分权限下放至州政府。环境保护署(EPA)保留《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中国家污染物排放消除系统(NPDES)与《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监督权,但大多数日常许可由州政府签发。例如,地下矿井若计划用尾矿回填,需根据《安全饮用水法》(Safe Drinking Water Act)申请地下注入控制许可。
新采矿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许可。美国矿场开发面临复杂的联邦审批体系,核心在于《清洁水法》第404条款许可与《国家环境政策法》审查的双重制约。在美国,从首次发现到首次生产平均需要29年。加拿大的情况稍好一些,平均需要27年(包括仅获得许可证就需要10到15年)在此期间,采矿项目可能陷入激烈的法律纠纷,需要经过漫长而昂贵的报告要求,并卷入联邦和省级党派政治。除密歇根与新泽西州外,陆军工程兵团(USACE)掌握着404许可的最终审批权,而环境保护署保留否决权——阿拉斯加卵石矿项目就因此夭折。以明尼苏达Tamarack镍矿为例,尽管完全位于非联邦土地,仍需经历NEPA审查、濒危物种保护评估等程序,陆军工程兵团作为主导机构全程监管。
联邦土地采矿更添制度复杂性。土地管理局(BLM)与林务局(USFS)根据1872年《矿业法》划分管辖:前者管理“原生联邦土地”的采矿权,仅需缴纳象征性费用;后者管辖“购置土地”则需支付联邦特许权使用费。内华达州Thacker Pass锂矿项目在BLM土地上仅用16个月完成审批,却因原住民文化遗产争议陷入了整整三年诉讼,从而揭示了制度性风险。爱达荷钴矿项目在USFS土地上的审批更耗时八年,凸显水资源影响评估的复杂性。2015年《地面交通法案》第41章(FAST-41)带来转机,通过成立联邦审批委员会建立加速通道。2023年亚利桑那州Hermosa锰锌矿成为首个受益项目,预计2027年完成审批。该机制要求项目投资超2亿美元且符合清洁能源目标。
美国关键矿产供应链缺失的核心环节是中游加工能力。2023年,美国生产了全球12%的稀土元素,却出口了其中的93%;铜产量占全球5%,出口量达32%。这些原材料大多流向中国,被加工成手机、电动车等终端产品返销美国。这种依赖导致战略风险:中国近年来对镓、锗、稀土等实施出口管制,如2023年8月对镓和锗的出口限制直接冲击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国在锂(65%)、钴(74%)、铜(42%)和石墨(100%)等关键矿产加工领域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脆弱性。
美国中游加工扩张的核心障碍是专业人才短缺。2023年麦肯锡报告显示,美国采矿工程毕业生自2016年减少39%,冶金、化学等学科同样面临人才流失。与此同时,电池、半导体等新兴产业以高薪吸引技术人才,使矿产加工这一细分领域吸引力不足。这种专业能力上的差距不仅存在于技术岗位上,也会影响到管理岗位和操作岗位。中国通过政府投资与多年积累,已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而美国仍需依赖外国专家或投入重金培训本土人员。这个过程既耗时又昂贵,为扩大中游业务规模制造了另一个障碍。
随着资源测绘、机器人技术和成本效益的改善,深海采矿的商业可行性逐年增加。国际海底资源采集的监管进展虽缓慢但稳步推进。2024年,挪威政府允许在其大陆架上进行资源测绘和设备测试活动。日本在其专属经济区(EEZ)测试了多种海底矿床的可行性,2023年7月在其最东端主权水域发现了富含金属的结核。2024年8月,印度开放其EEZ进行勘探合同。南太平洋的库克群岛预计将在几年内做出关于海底结核采集的关键监管决策。克拉里昂–克利珀顿断裂带(CCZ)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多金属结核田,含有210亿吨结核。这些结核富含锰、镍、铜和钴,足以支持全球EV电池的多次转型。海底结核为美国提供了多样化四种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机会,同时支持国内EV制造。
多金属结核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新型关键矿产资源,是已知海底矿产沉积类型中最具可持续性和经济开发前景的资源。结核采集能够使美国大幅实现清洁能源转型所需的四种关键金属供应链的多元化,同时还能减少与这些原材料相关的环境影响。在这一领域的果断政策努力还能强化诸如机器人技术和深海能力等具有重要全国意义的产业,增强美国的海外伙伴关系,并提升美国在战略国际论坛中的领导地位。新的国会和政府应毫不犹豫地将海底结核纳入国家关键矿产战略。
矿业作为古老产业可追溯至公元前2500年埃及铜管使用时期。现代责任矿业与传统粗放模式已呈天壤之别。当今先进实践可实现三大突破:用水集约化(淡水消耗最低化)、用地精简化(土地占用最小化)、排放清洁化(近乎零污染)。典型案例显示,责任矿区不仅获得原住民支持,更能通过就业税收与基建带动区域经济,构建生态净增益体系,切实保障劳工与社区健康安全。但全球范围内,破坏性开采仍屡见不鲜——全球至少2300万人生活于受有毒金属废弃物污染的洪泛区,采矿活动常伴随劳动者权益的侵害与腐败问题。
监管革新需聚焦三大路径:首先建立“一站式”审批机制,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创设的战略项目快速通道即为范例,通过单一窗口统筹环评与公众参与;其次设定不可协商底线,在恪守栖息地保护等核心法规前提下,允许其他领域灵活调整;再者推动法律协同,西澳通过《矿业法》(Mining Act)与《环境保护法》(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的条款嵌套,实现环境条款体系化。如前文所述,美国矿场开发面临复杂的联邦审批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虽然金属和矿产的买卖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生产商直接向客户销售(客户可能仍会对产品进行加工或转售),还有商品交易所(如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或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易,以及非法或“账外”的交易(尤其是在黄金等贵金属交易方面),但这些交易方式都存在风险。市场机制面临根本性挑战:大宗商品同质化特性削弱责任采矿溢价空间。伦敦金属交易所虽设责任采购门槛,但缺乏绿色镍等分级定价机制,导致合规企业受劣币驱逐。建立差异化定价需突破三大瓶颈:界定“绿色”标准范畴(是否涵盖社会绩效)、明确数据采集范围(是否纳入全产业链排放)、构建市场流动性保障体系。公共采购分级定价或成破局关键,但皆需以标准统一为前提。
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方面若想对冲中国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亟需加强多边合作。本章将以美加两国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潜力为例。作为全球最长不设防边境的邻国,美加在五眼联盟、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等安全架构下,具备天然的协同优势。加拿大拥有全球第三大钴储量(220万吨)和第四大稀土储量(1400万吨),其铝土矿冶炼副产品镓产量占北美90%。美国国防部评估显示,若将加拿大纳入DPA的“国内来源”范畴,能够有效增强供应链的韧性。这种战略互补性为两国构建北美矿产联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产业链整合方面,以镓供应链为例,安大略省的Neo Performance Materials通过回收电子废料,每年预计可生产3.5吨高纯镓。在稀土领域,萨斯喀彻温省的稀土加工厂计划于2025年投产,年处理能力达400吨稀土氧化物,可满足50万辆电动汽车的磁铁需求,使北美首次具备从矿山到分离再到磁体制备的完整产业链能力。此外,钨矿开发也成为两国合作的重点。育空地区的Mactung项目(全球最大高品位钨矿)与内华达州的Tempiute矿形成产能协同,美国国防部已拨款1580万美元加速冶金测试,这将显著提升北美钨供应的自给率,并增强美国国防供应链的安全性。
政策工具的创新是推动美加合作的关键。首先,美加关系紧密的第一步应该是建立DPA第三章的加拿大国防关键矿产融资工具。通过政府参股降低私营部门的投资风险。目前,美加已共同注资9930万美元支持五个加拿大关键矿产项目。其次,特朗普政府已表示打算推动加快2026年《美墨加协定》的审查和谈判,两国计划嵌入关键矿产章节,规定政府对开设新矿山和加工设施的财政支持、加快矿产项目许可、协调行动以稳定价格,并激励对该行业的长期投资。此外,北极基建协同也成为合作重点。加拿大政府的2.18亿加元北极防御基金与美军的“极地战略通道计划”对接,优先建设麦克通钨矿至阿拉斯加的铁路支线,预计可大大降低偏远矿区的开发成本。
特朗普执政初期推出的《加美关键矿产合作联合行动计划》(The Canada-US Joint Action Plan on Critical Minerals Collaboration)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但它可以在一些重要方面得到加强。首先,除了围绕能源转型要求和先进技术进行对话之外,两国还应承认国防工业矿产供应面临的独特挑战。其次,两国应开展更彻底的行动,绘制和确定边境两侧的优先地质条件和项目,以满足各自的矿产需求,这种合作必须超越联邦层面,包括加拿大省级政府,因为它们在许可和项目开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提议成立一个新的矿产安全联盟,致力于快速投资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项目。
(编者评:特朗普上台后,不止一次公开发表“购买格陵兰岛”“吞并加拿大”等惊人言论,看似不切实际,实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加强美关键矿产供应链韧性的决心及优先性。而在这一领域,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中国,除此之外,任何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变为合作伙伴,任何事务的解决都要尽可能实现这一国家目标。比如,特朗普意欲通过让乌克兰出让其国内的矿产资源给美国,来获取美国的支持。尽管泽连斯基拒绝签署美乌矿产协议,但对于美国而言,拿下乌克兰的矿产资源是早晚的事,因为不仅乌克兰的战争局势严重依赖美国支持,俄罗斯也有意向与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达成更多合作,而这一合作一旦落实,将会使乌克兰变得更加被动。但介于关键矿产资源从投资、勘探、开采到加工再到应用,少说需要数十亿美元及十多年的时间成本,美国雄心勃勃的关键矿产资源外交战略能否成功实现,仍然是个未知数。)
搜索您想要找的内容!
地址:华体会- 华体会体育- 华体会体育官网 电话:@HASHKFK 手机:@HASHKFK
Copyright © 2012-2024 华体会体育户外滑雪培训设备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非商用版本 ICP备案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