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体会- 华体会体育官方网站- 体育APP下载胡宗山｜双向建构与多元生成：中国调查研究传统再认识

2025-06-15 23:3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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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就更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既是工作方式，也是工作作风，既是探索正确道路必需，也是纯洁党性端正党风所在。百余年来，中国运用调查研究开辟并坚持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展开社会实践建构；又在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调查研究概念，提炼调查研究经验，发展调查研究思想，深化调查研究制度，展开理论政治建构。经过百年双向建构，调查研究实现精神生成、价值生成、身份生成和文化生成，生成为叠加思想经验、手段方法、责任能力、制度作风等多重内涵的特定政治概念，生成为包含有传家宝、基本功、源头活水、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等多元价值的特定行动工具。经过百年双向建构，调查研究已经深刻融入中国人的政治基因、政治文化之中，既是中国人改造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也是中国人改造主观世界的有效手段。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挑战巨大，再次深入研究中国调查研究传统，进一步认识把握调查研究规律，才能传承运用好调查研究法宝，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识变应变，主动求变，提高科学执政能力，增强干事创业本领，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021年以来，关于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研究盛况空前，但现有研究一定程度存在关注顶层经验多、重视底层经验少，关注历史细节多、考虑哲学抽象少，关注经验启示多、开展理论反思少的不足。十大历史经验是对百年党史经验的抽象归纳和宏观概括，可被视为顶层经验，它们构建起对党的百年奋斗的总体认知框架，必不可少。但是，要获得对百年历史的全面深入理解，那些生发、推动、支撑、拓展、融会十大历史经验的底层经验、深层逻辑同样需要予以关注和研究。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形势判断、因素分析、资源积聚、战略策略等经验都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构成对顶层经验的有力支撑。例如，实事求是作为中国思想路线的精髓，是所有历史经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形势判断与理论创新、统一战线等密切相关；因素分析则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等密切相关；资源积聚与独立自主、统一战线、人民至上深度关联；战略策略则与敢于斗争、统一战线密切相关。调查研究作为理论创新、开拓创新的基础支撑和第一推动力，也是人民至上、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还是独立自主的方法论基础。在调查研究经验研究中，既要关注对中国调查研究的发展过程、标志性事件、思想经验等内容的历史梳理，更要关注对调查研究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上的深度抽象研究；既要总结提炼调查研究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意义、价值与启示，更要对调查研究进行概念深化和逻辑反思，推进调查研究的理论体系研究。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调查研究在中国探索、开辟、形成、坚持中国道路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原初性、基础性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调查研究是中国百年奋斗的深层逻辑、底层经验之一，既是中国破解困局、开辟新局的突破口和起手式，又是中国巩固成局、扩大胜局的凝合剂和强化剂；既是中国应对变局、统筹全局的谋事之基和成事之道，又是中国认识事物本质的试金石，深化认识实践关系的推进剂。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艰难境地，如何寻找突破口，开辟新局面？等人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山”“下湖”的新思路，并以进军井冈山、建立农村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实施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实践作为突破口，探索新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之路。新型革命道路的关键词是农民阶级、土地革命，而等人之所以逐渐获得对农民和土地问题的真理性认知，并以农民为主力军、土地革命为基本道路探索革命之路，是与中国人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对农民和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密不可分的。

　　中国成立后，社会调查成为人了解国情、开展工农运动的重要切入口，李大钊、、彭湃是代表人物，特别是的农村社会调查奠定了中国革命破解困局、开辟新局、站稳脚跟的基础。1925年12月，在前期湖南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写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1926年7月，在担任广州农动讲习所所长期间，组织了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拟定36个调查项目，提倡学员调查研究各省农民问题。1927年3月，在此前32天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写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答复了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正确指明了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动考察报告》这两篇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的重要文献，是中国独立自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先启之声，是在上井冈山之前对于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

　　叛变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中国革命何去何从？响亮地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以革命的武装对付反革命的武装。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他在领导全国农动特别是在对湖南农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认识到农民阶级中蕴藏着巨大的革命力量，坚定了他对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中心问题这一判断的认知。他运用湖南农村调查的成果，为中央土地委员会制定土地改革方案提出重要建议，他主持的中央农委做出三项决议案，他在五大上提出要广泛重新分配土地，表明此时的已经开始形成将开展土地革命作为未来革命道路的思想雏形。

　　秋收起义失败后，起义队伍何去何从？顶着上级压力，在质疑声中将队伍带到了井冈山，当起了“山大王”，完成了“上山”的设想。“上山”“下湖”表明“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但在当时，则意味着要违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意味着对十月革命道路的“离经叛道”。不过，充分的调查研究给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道路自信，使他不但突破了在要不要武装斗争，向不向农村转移，敢不敢开展土地革命等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困局，而且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开启了对正确革命道路的独立自主探索。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的封锁，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上日益困难。如何渡过困难局面？以为代表的中国人以调查研究为基础，问计于军民，问计于基层，问计于党外。与农民、基层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交谈，与党外人士交流，了解各方信息。他还通过委托调查，了解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财政状况，写作多篇文章。党的其他领导人也纷纷到基层或农村调研，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等经济建设、财政工作的原则、方针或举措，保证了根据地军民胜利度过抗日战争的最困难时期。

　　在196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先后五次听取中央有关部委的工作汇报，做汇报的都是高级领导干部，大家都敢讲真话，也了解到更多线月，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出要在1961年“搞个实事求是年”，使这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组织3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进行农村调查。三个调查组由直接领导，向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有利于纠正错误，做出正确决策。

　　“”结束时，中国国民经济一度处在濒于崩溃的边缘，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达到二三十年甚至更大，同时，在很多干部中，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因循守旧、封闭保守之风弥漫，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局面，党和国家处于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此时，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倡解放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调查研究作为中国赓续接力的传家宝，在拨乱反正、除旧布新的历史转折关头，对于解放思想，突破僵化保守封闭思想的限制，突破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限制，推动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推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推动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

　　作为总设计师，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诸多想法来源于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包括“文革”下放期间在基层的调查和与群众的交流。1961年，在北京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时强调，包产单位过大的应当划小，包产单位小一些，便于比较条件。吃不吃食堂自愿，都给予方便。吃食堂是社会主义，不吃食堂也是社会主义。1962年7月，在谈包产到户时说，不要轻易地全国统一，要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承认基层生产关系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农村改革，他强调要“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线月在广东等地对农村和外贸工作的考察调研，对于做出放松农村副业政策、扩大对外开放决策起到重要作用。1978年9月，视察东北等地的“北方谈话”呼应了当时正在全国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崭新命题，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从1977年下半年起，中央和国务院分别派团出国考察。据不完全统计，从1977年7月1日到1980年6月30日，除出访活动外，派出的部委办代表团出访次数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出访次数达472次。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调查研究。其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五路深入调研考察至为重要，特别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考察西欧五国的影响更是重大，为1978年12月成功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经历了不断放宽的过程，原因在于地方领导和通过在农村基层的调查研究发现包产到户的实际效益，了解到农民的线月，万里率领国家农委调查组的调查最终促成颁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发[1980]75号文件），承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合法性，初步打开了农村改革的局面。1979年，国家经委调查组的调研促成《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

　　刚到井冈山的面临着“红旗能打多久”的疑问，这意味着新型革命道路不但需要开辟，更需要得到巩固，才能站稳脚跟。对此的回答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何实现？除了建立发展强大的武装力量——红军外，还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满足广大农民要求，动员农民保卫革命成果，以农民为主力军，形成武装割据局面。这就需要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路线，实行正确的土地没收分配政策，而做好这一切，离不开对根据地阶级状况、土地状况的正确调查研究。

　　为巩固根据地，巩固土地革命成果，进行了36次社会调查，撰写了12篇调查报告。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每到一处，总是挤出时间做社会调查，以了解情况，决定政策或检验改进政策。每当革命实践过程中出现了斗争策略、路线方向等重大分歧的时候，都会集中进行社会调查。宁冈、永新的调查使了解了边区土地占有状况，为制定井冈山《土地法》提供了前提条件。寻乌的调查使弄清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次调查也为《反对本本主义》的创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吉安的调查，使写出了《分青和出租问题》，推翻了苏区不应收租的“左”倾理论，并反对江汉波式的劳动力分配法。通过木口村的调查，进一步了解了小地主、富农的阶级态度和发展动态，同时也反思烧杀政策。通过东塘的调查，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对于纠正这一利于富农不利于贫农的错误有很大作用。长冈、才溪等地的调查，使了解到乡苏维埃运行实际，更正了原有的土地政策错误，并就苏维埃政权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及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等问题做了完整论述。

　　这一时期，调查研究遍地开花。陈云、林伯渠、高岗、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先后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各种形式的调查研究。陈云的调查文章经中央批准后作为地方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下发，对抗日根据地工作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西北局调查团的《固临调查》使中央掌握了大量关于根据地农村现状的一手资料，对推动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政策调整和大生产运动产生了重要作用。高岗带队的西北局考察团形成了27份调研报告及《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成为西北局调研成果的典范之作。张闻天带队的中央农村调查团对陕北四县调研后形成了《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杨家沟地主调查》等多篇调查报告，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提供了宝贵资料。

　　土地改革政策是解放战争时期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但它不是土地革命时期政策的简单恢复，而是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做出符合实际的再调整。解放战争时期，利用听取汇报、参加座谈会以及与群众交谈等方式了解农村经济情况，指导决策。受委托，任弼时深入调研各地土改的真实情况，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成为纠正新老解放区土改政策差别及“左”倾错误的力作。为制定正确的土改政策，多次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考察。1947年10月，为充分做好攻打石家庄的准备工作，朱德来到晋察冀野战军机关及炮兵旅驻地进行实地视察，召开座谈会，甚至亲自找俘虏谈话，了解敌情。经过调查，他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原则，为之后攻打大城市提供了重要指导。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多次开展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56年2－4月，和集体听取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总时间为43天，每天都是四五个小时，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期间，召开五个座谈会，开展一次较大规模的调查活动，其对象是知识界，内容是宣传、科学、文化、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两次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活动为我党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前期成果，总结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使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担任党的期间，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首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的重要论断。2000年2月，在广东省深入机关、企业、社区，召开多场党建座谈会，这些调查研究与先前的理论思考互相参合，逐渐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如何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建设，先后到十几个省市区考察，主持召开近30次党建工作座谈会，进行持续两年的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同时，中央还统一组织有关部门的80多位组成若干个课题组，前往十几个省市区调研。多种形式的调查研究互相配合共同推动党的十六大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正式形成。调查研究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多次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2003年4－10月，深入港口码头、企业车间、科研院所、社区商场、乡村农户，就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调研。2006年10月上旬，在的指导下，中央确定了包括科学发展观理论在内的20个重点课题，组织了36个部门和单位进行研究，形成62份调研报告。课题组共召开座谈会1523次，参加座谈会人员达20072人次。调研结束后，主持召开12次会议，听取课题组的汇报，修改完善调研成果。调查研究成果为党的报告论述科学发展观做了基础性、科学性的准备。调查研究对强调科学发展，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在新形势下成功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遇新变化新挑战，改革开放大业面临新的争论干扰和风险考验。在重大历史关头，又一次力挽狂澜，在1991年、1992年两次到南方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线年初的南方谈话系统总结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任务、动力等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深刻回答了困扰、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校正了现代化建设的航向，拨清了迷雾，坚定了信心，为中国排除重走计划经济老路和“全盘西化”邪路的干扰，继续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指明了战略方向，提供了路线指引，奠定了理论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国际风云变幻，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外部环境日益不利。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取得巨大成就，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依然存在，经济增长遭遇多重挑战，国家治理、社会民生等领域长期积累的矛盾日益突出。面对新变局新挑战，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赓续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握两岸关系大局，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调查研究成为新时代中国人统筹全局，推动变革的谋事之基、成事之道，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习长期在基层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调查研究和一线工作经验。走领导工作岗位后，他频繁到基层、社区、部队、企业视察调查，在国际上，频频出访交流，既洞悉中国国情，又明了世界大势。习的调查研究既包括内政，也包括外交，涵盖了多种调查研究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国际影响越来越大，与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党情、国情、世情，制定正确的治党、治国、治军政策方针密不可分。

　　2017年2月上旬，根据中央部署，9个调研组赴16个省区市，就党的十九大报告议题进行调研，召开各级各类座谈会65次。2月20日至3月31日，按照党中央部署的21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59个承担部门和单位组成80个调研组，深入1817个基层单位开展实地调研，召开1501次座谈会和研讨会，参会或接受访谈人数21532人，形成80份专题调研报告。这些成果为党的十九大报告起草奠定了坚实基础。5月下旬，25个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又提交了65份围绕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形成的报告，提交给起草组研究参考。

　　根据新华社出品的“学习进行时”网站之“习日历”栏目、人民网之“习报道日历”栏目公布的习国内考察和出国访问情况统计，党的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习国内基层调研58次，累计134天，年均27天，足迹遍及神州大地，调研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国外考察访问32次，累计193天，年均39天，到访61个国家，出席34个国际会议和活动，足迹遍及六大洲。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期间，习国内基层调研57次，累计127天，年均25天；国外出访15次，累计54天，访问26个国家，出席81次国际会议和活动（部分为视频方式。从党的二十大闭幕至2024年2月7日，习国内基层调研18次，累计41天；国外出访6次，累计15天，访问7个国家，参加13个国际会议和活动（部分为视频方式。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识别政治假象，拨开身份迷雾，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本质，指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敌友，前瞻性指出农民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最忠实的同盟军，为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迈出了第一步。农村调查为深入分析土地所有制问题背后的政治阶级本质和各方利益关系，为制定党的正确土地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揭示土地革命规律提供了底层逻辑。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存在种种疑惑，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有的将计划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有的将私有经济的存在看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甚至连私营企业主的雇工数量和农民家里养鸭子的多少都成为是否搞资本主义的标准。通过在东北、广东等地的实地调查，积几十年革命建设的经验和理论，正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显然，计划、市场、雇工、自留地、证券、股市等，都不是判断社会主义本质的标准，它们只是某种经济现象，将它们视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受到假象的欺骗和成见的干扰。调查研究就是要到一线去、到基层去，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才能透过现象，认清假象，获得对客观实际的正确认知。

　　调查研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中国通过调查研究不断加深对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奠定方法论基础，形成从认识到实践的循环过程，又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过程中持续运用调查研究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形成从实践到认识的循环过程。认识与实践的双向循环是一种互相建构，调查研究对正确处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推动认识与实践双向建构起到了催化剂、显影剂的作用，展现的是基础性、原初性作用。运用调查研究不断开展土地革命实践，不断完善土地分配政策，体现了认识与实践的双向建构过程，也体现了调查研究在这一双向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对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多达几十次，既有收集整理资料的初步调查，又有解决问题的专门调查，既有深化对土地问题感性认识的调查研究，又有提高对土地问题理性认识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既促进人们对于土地问题的认识与土地革命实践建构过程的正常开展，又检验纠正土地政策这一认识与土地革命这一实践二者关系中的偏离背离之处。

　　延安时期，调查研究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开始具有哲学意蕴。在技术方面，将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村社会调查报告结集出版，新写了序言、跋等文章，深入总结调查研究经验。在理论方面，写出《实践论》，说明了调查研究在认识发展中的作用，赋予其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地位。例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需要通过调查研究，需要将偶发的、局部的、非持续的经验现象概括为反复的、全面的、持续的经验现象，才能形成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这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克服局部经验的偶然性、迷惑性。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出身，又是留苏重要代表的张闻天，在调查研究后所写的《出发归来记》集中反映了其调查研究思想，是中国调查研究理论和经验的重要内容构成。

　　习全面继承并发展创新党的调查研究理论，所撰写的以调查研究为名的文章至少有4篇，此外还有多篇相关讲话。习着重从方法论、认识论上探索调查研究规律，对如何进行正确的调查，避免“被调研”、走过场进行了重要论述，提出了“点面、上下、内外”三个结合的调查原则、“深、实、细、准、效”的五字调查方针，“交换、比较、反复”的研究方针，在认识论上，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先调查后判断，由浅入深，由零散到系统，由现象到本质。

　　在要素上，中国从哲学、理论、原则、方法四个方面对调查研究进行建构。就哲学要素而言，中国认为调查研究的哲学本质是唯物论，逻辑本质是方法论，社会本质是实践论。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关系，调查研究是正确处理经验与理论、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内因与外因、共性与个性、本质与现象等哲学范畴辩证统一关系的重要桥梁或中介，对于中国正确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正确认识客观世界，做出符合中国国情和因地因时制宜的正确决策至关重要。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

　　就方法要素而言，调查研究要抓住主要矛盾，详细占有材料，以主要矛盾作为认识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要善于进行典型调查、解剖麻雀式的调查，并做到点面结合；要善于算账，掌握、计算各方面的数据，摸清情况，深入了解问题所在。强调领导干部要对情况和问题进行基本的调查、基本的统计、基本的数量分析，做到胸中有“数”，胸中无“数”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在进行调查研究时习惯于通过问数字、算细账来获取真实的一手资料，不太愿意听取事先准备的材料。

　　政治责任建构是指中国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在科学决策和政策执行中的重要作用，将开展调查研究视为重要的政治责任。中国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也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离不开调查研究。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做出重大决策部署，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三年困难时期，要求省委、各级党委和其他书记都要做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县以上各级领导尤其是主要负责每年至少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亲自动手写调查报告。习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上要求，中央委员会的每一位都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

　　政治能力建构是指中国将调查研究作为人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和必备必要的工作方法，作为衡量领导干部综合素质能力的重要标准。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和武汉的农动讲习所中，社会调查是学员学习的重要内容。延安时期，全面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部署大大推动了调查研究与日常工作的密切结合，各级干部的科学决策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大幅提高。无论是在土地革命、土地改革还是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时期或者农村包产到户时期，对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能力高低是党的干部涉农工作决策是否正确、涉农工作成效是否显著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正因如此，强调：“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习强调指出调查研究能力是青年干部必备的七种工作能力之一，《中国章程》将“认真调查研究”作为党的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

　　政治制度建构是指中国将调查研究视为提升政党整体素质的制度，作为领导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政治高度定位调查研究。1931年4月，红军总政治部在全军部署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开启了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工作方法和重要政治制度的先河。1941年8月，中央专门设立调查研究机构，部署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开始成为全党的常态工作任务和常规工作制度。2012年12月出台的中央八项规定中的第一条就对改进调查研究提出了要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要求坚持领导干部调查研究制度。习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制度，强调要建立、坚持和完善重要决策调研论证制度、领导干部调研工作制度、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保证调查研究经常化。

　　政治作风建构是指中国将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优良作风予以提倡，作为正确党性原则予以建构，作为克服党性不纯的重要武器予以使用。百年历程中，中央4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发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使全党学会了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使大兴调查研究在全党蔚然成风。1961年1月，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3月，强调，要把调查研究作为永远的、根本的工作方法和经常的、永远的根本工作制度。1993年7月，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17年10月，习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2023年3月，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对全党进行调查研究作了全面部署。

　　在中国的历史上，主观主义是最大的认识论敌人，是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是学风不正、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不做调查研究被认为是主观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党性的表现，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是扫除主观主义作风的具体办法。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延安时期的农村调查研究对于加快根除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影响，形成良好学风党风和工作作风具有重要价值。通过调查研究，张闻天真心承认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为党内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林伯渠主持的边区考察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带了头，为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树立了好榜样。

　　精神生成，是指作为思维形态存在的调查研究理论、原则和经验的生成，共同构成中国调查研究作为总体概念体系和特定话语体系的多重内涵和外延。理论、原则形态的调查研究前文已有详述，经验形态的调查研究则是理论、原则和制度、方法等多个要素的抽象，生成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必须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必须将调查研究作为重要的领导制度和党的优良作风，作为党的传家宝和干部的基本功予以坚持和传承；必须态度端正，方法科学，亲力亲为；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典型调查，善于算账；必须正确处理调查研究中若干辩证统一关系；必须不断提高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技术水平。总之，领导干部要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

　　经过百年历史建构，调查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底层经验和深层逻辑。深层逻辑是隐藏在事物内部的深层次原理、本源性机理或运作机制，构成事物运行的内生基础，它强调从事物的深层、本源出发寻找解决问题路径的思维方法。坐着不动都是问题，一到基层调查研究就全是办法。解决农动争论的深层逻辑就是到湖南农动一线去做彻底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突破口、起手式，是第一性原理，是发现真理的前提基础。作为深层逻辑和方法论前提，调查研究经验支撑了多条历史经验的形成，无论是坚持独立自主，还是坚持理论创新，无论是坚持中国道路，还是坚持开拓创新，都离不开调查研究，离不开实事求是。在这个意义上，调查研究是中国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体系中的底层经验、深层逻辑。

　　价值生成，是指作为实践形态存在的调查研究制度、方法、手段、能力的生成，共同构成中国调查研究作为价值体系和行动体系的多重内涵和外延。百年传承中，调查研究不但在形成坚持中国道路的社会实践中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进程中展示了重要的价值功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做到“两个结合”，这就要求始终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正确思想路线是中国的思想法宝、认识论法宝，是决策、执行、开展工作的锐利武器，调查研究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中国正确思想路线的方法论根源。作为了解情况、开展社会实践的第一步，调查研究总是与实事求是相伴而行。实事求是是认识论，要以调查研究为基础支撑，调查研究则是方法论，要以实事求是为理论指导。离开调查研究，就谈不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与统一，也就谈不上实事求是。就此而言，经过百年建构，调查研究已经生成为中国思想路线的基础构成，是中国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原始推动力。

　　身份生成，是指将调查研究作为科学本领和有效武器，融入中国党风党性，成为党员干部政治品质、政治身份检验标准的历史生成。调查研究是基本功，能不能掌握这个科学本领，掌握的程度如何、水平高低是判断一个党员干部在业务上合格与否、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准。同时，调查研究又是纯洁党性、优良党风的基本要求，愿不愿意认真调查研究、能不能够认真调查研究是判断一个党员干部在政治上是否合格、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准。经过百年建构，调查研究既对中国整体的先进性、创新性政治品质、政治身份进行塑造，也对党员个体的先进性、合格性政治品质、政治身份进行塑造。其结果是，调查研究成为衡量党员干部能力水平的试金石、政治先进性程度的检验剂。

　　文化生成，是指调查研究在百年建构中已经内化为中国的一种政治文化，从、到习，党的调查研究思想、理论、原则、制度、方法、经验等代代相传，发扬光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发表过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都提倡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都将调查研究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要求。“传家宝”的比喻表明，调查研究已经融入中国政治血脉，成为党的政治基因之一。与自然基因的先天生成不同，政治基因、政治血脉的生成是社会性、后天性的，是通过社会政治建构完成的。通过百年建构，调查研究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自觉、政治传统和政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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